季节的变化，往往就是在一夜之间。一夜之间，这里已是秋天。渐萧瑟。

据说，距离下雪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下一个一夜之间，为时想必不会太远。这个城市，一年里，半年是冬天。

在你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变化已经在上演。很多事来不及思考，已经被生活的洪流带着，到了下一站。总想推着命运走，却总被命运牵着，蹒跚。

BTW：关于这个城市的中文译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安阿伯”，是我在某老地图上看到的，另一个是“安娜堡”。前者太敦厚，后者太香艳。我看到一个朋友的blog里称之为“安城”，觉得很好。

BTW again：写完以后意外发现基本是押韵的，除了划线的那几个字。可是不想删掉，就让他们带伤出场。

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 
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 

一盏寿觞谁与举，三个明珠，膝上王文度。 
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  
                                ——《蝶恋花》

 

花褪残红杏子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内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总被无情恼。

                                ——《蝶恋花》

 

银涛无际卷蓬瀛，落霞明，暮云平。  
曾见青鸾紫凤、下层城。  
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惜余情。  

苍梧烟水断归程，卷霓旌，为谁迎？   
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  
舞罢鱼龙云海晚，千古恨，入江声。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江城子》

4、一起·活着

（这下面不完全是他的讲述，很多都是我自己的回忆，随着我渐渐长大，故事里我的戏份开始加重，我已经开始演绎我自己的“活着”）

  姐姐的病好了，但是她的学业也荒废了。随着我和姐姐慢慢长大，问题也更多了。首先是姐姐的工作问题。她学业没有完成，而我们家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关系”之类的东西，她始终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没有像样的工作，婚姻自然就是问题。姐姐相亲有很多次，不过在她遇到我姐夫之前，相亲总是意味着打击。那时候姐姐经常哭，有时候发狠说，大不了一辈子单身就是了，听了让人特别心疼又无奈。

当然我的问题就是我要念大学，而大学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免费了。我似乎是第二届全部学生都要交学费的大学生，之前还会有公费生、自费生的区别，到我们那一届，所有学生都要交学费（为此我特别不待见汤敏，人模狗样的“经济学家”）。当时的学费和今天比是非常低的，但是对于当时我们家的承受能力来讲，那真的是一大笔钱了。每年我父亲在准备我的费用的时候，总会把奖学金考虑进去。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不能拿到奖学金，我的钱就绝对不够用了。我有个好朋友、初中同学，他根本没有上高中，初中毕业直接上师范学校，这样在我进大学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名教师，经常会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比如VCD机之类的。那时候我假期回到家，看到他，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惭愧，他已经在为家里做贡献了，而我还在花家里的钱。

那时候父亲已经通过同村一个伯伯的帮助，进入我们当地政府成了一名小车司机，是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也许是经历了太多不确定的生活，他非常珍惜这个工作机会。那位伯伯是一名干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父亲就是为他开车。他们一家人对我们一家人算不上太礼貌。但是我父亲始终要求我们一家人要忍让。现在想来，他可能特别感谢别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

当然不管怎么说，孩子考上大学，还是很大一件事，也是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他在别人面前从来没有公开表露过这种骄傲，只是在别人赞叹的时候，谦虚的笑。但是在我面前，他曾经说过两次，咱们家，能出一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是很不容易的，有些人，家里比咱们有钱，比咱们有权，也没培养出什么人才。

在我刚开始念研究生的时候，我父亲的单位搞集资建房，本单位的人只要600多一个平方（听起来是不是不可思议）。即使是这样，我父亲也准备放弃。因为即使小户型80多个平方也要5万多，我父亲拿不出来。我和父亲商量了一下，跟他说我们一起筹措资金，至少要搞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后来我东拼西凑，借了1万5，我父亲弄了3万多，还真的弄了一套小户型，88个平方。后来我和父亲把这套房子送给了姐姐。

04年，我和姐姐都结婚了。我结婚几乎没有征求家里的意见。我妻子和我父母第一次见面是我们领了证以后。我的岳父岳母是极好的。我岳父也是农村出身的，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清廉的政府官员。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只拿出了1万元，其他大都是我岳父操办的。并没有“例行”那些男女双方父母的谈判，例如男方买什么，女方出多少钱之类的。几位老人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婚礼的细节，如何能兼顾到双方不同的风俗习惯等等。

姐姐的婚事也让我们都很开心。姐夫是一个很好的人，是个复员军人，对姐姐非常好。他们在07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父亲的面肌痉挛有很多年了。在老家，他有一个病友就是在上海做手术治好的，因此他一直都想来。今年来了，手术之前我还陪他买了一些唱豫剧用的乐器（他是个豫剧票友）。我和他谁也没预计到手术的影响这么大。我开玩笑的问他，要是早知道要受这么大的罪，你还回来吗？他说，那肯定不来了，简直死过一次了。

在病床上，父亲回顾完他的故事，有些费力的喘着气。他说话太多，看起来很累。我对父亲说，爸，你这辈子过得挺不容易的。父亲说，你这些年在外面，也很不容易。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5、传奇

想起来有些心酸，慢慢的，父亲和母亲都老了。每年春节回家，都能看到他们又添了白发。而我随着自己阅历的增长，也渐渐的明白，我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超越了我的父亲。尤其是这次他做手术这件事，似乎是我们家庭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件事开始，我成了家里的家长，父亲很多事情都开始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必须要做一个家长了，这是我们这一代的责任。

手术后2个星期，我送父亲上了回家的火车。目前他在家里休养。手术恢复的还算不错，只是他的左耳听力严重受损，加上他的右耳原来听力就不好，他一下子有点受不了自己变成了一个半聋子。并且左耳没有听力似乎也导致他平衡能力有些不太协调，走路有些颤颤巍巍的。他一再提起想配个助听器，我咨询了医生，医生也同意。于是我和姐姐打了招呼，叫她陪父亲去配一个。

父亲的故事还在继续，我的故事也在继续，我们都还“活着”。父亲的故事太平凡了，他只是一个河南农村出来的一个小车司机而已。有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母亲态度很不好，为此我和姐姐曾经很恼他。可是回首过去，他是我们的英雄。没有他，姐姐也许不会抗过病魔。没有他，我不会选择念高中考大学，也许目前也是老家的一名教师。他不光是养育了我们，而且用实际行动，对我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的影响。他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传奇。

可能每个人都在演绎着自己的“活着”。每个中国人骨子里都存在的某些东西，不管是卑微、狡黠、自私，还是勇敢、勤劳、爱，就是这样来的。十三亿人，就这样过了几千年，就是一个十三亿人的传奇。

前些日子，父亲从老家到上海来做手术。病虽然不是大病，但是手术却是个大手术，开颅手术。住院时间并不长，还不到两个星期，可是这两个星期，却带给我很多东西。

事前，我和他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手术。由于见过一些做过手术的病友，他们似乎一个个药到病除，我们也并没有非常的担心。由于事前我数次在医院打前站，有了充分的准备，所以父亲来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就安排他住院了。住院的第二天，就敲定第三天的开始动手术。

1、签字

手术前，照惯例，家属要签手术风险告知书。在人来人往、一片嘈杂的医生办公室，一个年轻医生耐心的一项一项给我和另一个病人家属解释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我的心情从一开始的满不在乎逐渐沉下去。一共16项风险（后来针对我父亲的情况又增加了一项，并且居然真的出现了）。由于是神经外科手术，所以会有各种因损伤神经而导致的瘫痪、感官失灵等风险。用那个小伙子的话说，这个病，不动手术，没有生命危险，动手术，手术过程中会有生命危险。讲完以后，问我们，听懂了吗？听懂了就签字。

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特别的无助。在很短的时间，我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万一父亲真的在手术中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母亲交代呢？箭在弦上，我的迟疑也许只是几秒钟。很快，我拿起笔，笑着对医生说，那就拜托你们了，然后签上了我的名字。

当时已经是下午，签完字，我故作轻松的和父亲聊了一阵子，让他也放松心情，然后离开病房。我开始琢磨怎么给主刀医生送红包（这据说是潜规则）。但是这家医院的医德似乎很好，医生有意识的和病人家属拉开距离，要电话号码也不给。无奈，我离开医院回家。在车上，我思绪彷徨。后来突然想起有个师兄在卫生系统工作，赶紧打电话给他，委托他当天晚上务必要和主刀医生打声招呼，手术的时候关照一点。等我回到家的时候，他回覆说，已经打过招呼了，叫我放心。

晚上一个人在家里，仍然是心神不宁。父亲一生不易，现在年事渐高，健康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如论如何，有个儿子在上海，来动手术似乎心里也有了依靠。而我作为所谓的“依靠”，其实是很弱的。我能做的，也只是替他付医疗费用，跟医生打招呼，其他的，只能靠老天了。

2、手术

手术当天，中午12点40分推进手术室。手术大楼的地下室，是家属等候区。有液晶电视显示一行行的信息，XX病人手术中。仿佛是一个工业流水线，流水线上一个个病人正在进行检修。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一个病人的信息逐渐都变成了“手术完成”，休息室里的家属，也逐渐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2、3个人，地下室昏暗的灯光，让人从心底里渗出凉意。一直等了5个小时，我看到医生都已经出来了，我父亲还没有出来。赶紧上去询问，他说，手术很成功，不过你父亲要等到麻醉药效消失才能推出来。

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我回到病房的监护室门口等候。到了6点多，终于看到他被推过来了。却听到他不停的痛苦的叫喊。进到监护室，医生、护士和我一起把他抬到监护室的病床上，他还是不停的叫喊，异常的痛苦。医生用钢笔型的手电筒，照射他两只眼睛，然后又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回答，只是叫难受。医生一遍一遍的问，他终于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继续叫。于是医生告诉我，他手术成功，苏醒后意识清晰，说监护室里不能留病人家属，把我请出了监护室。

于是，接下来，我只能在监护室的门口，趁着护士进进出出、门开开合合的时候，透过门缝看他几眼。他还是叫难受，声音很大。我只好缠着医生。后来，他们给父亲注射了镇定针，他才渐渐睡着了。当晚，我在医院和衣而卧，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睡着了没有，反正是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

接下来的4、5天，是真正的煎熬，不管是对他还是对我。他极度虚弱，只能吃流食，且极其容易呕吐。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要别人帮忙。胳膊才抬起一点点，就无力的又垂下去。呼吸很短促，每说一句话，都要休息一会才能说第二句。看到一个原本挺正常的一个人，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除了觉得难过，还觉得很惊讶。虽然以前也会故作高明的说“人是很脆弱的动物”之类的话，但是活生生的实例就在眼前，那感觉确实是很不一样的。

在第四第五天的时候，他稍微能够多说两句话了。也许是在病床上很不自由，他说话的欲望很强。跟我谈起他以前的很多事情。

3、活着

大约是在16岁的时候，他当时很喜欢打篮球，打的也很不错。当时市体校招生，招生的老师很喜欢他，但是因为他个头太矮（当时家里特别穷，总是吃不饱饭，他的发育收到了影响），最后还是没有要他。（如果要了他，也许他的人生轨迹就会大大不同，很可能就没有我了。）

他18岁的时候，我奶奶胳膊上生了一个疮，很严重。他用板车把我奶奶送到城里的医院里，医生告诉他，必须截肢。如果截肢，还可以活半年，否则的话恐怕只有两个月了。那时候我爷爷已经不在了。他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50多公里，找到我的二爷（我爷爷的弟弟，他的叔叔），和他商量究竟截不截肢。商量的结果是不截肢。于是他哭着又把我奶奶用板车拉回家，在农村用土方治疗。最终居然治好了，虽然一只胳膊残废了，不太能动，至少人活下来了。

他大约20岁的时候，参加造反派的活动，冲在最前面，被另外一帮造反派一枪打在脚上，打进入3颗钢砂。在市里的医院里，医生费劲气力，只找到2颗，另外一颗怎么也找不到。手术从中午做到天黑，麻药已经失效了，四五个“革命同志”帮助医生按住他，免得他因为剧痛乱动而影响到手术。但是最终还是没找到。后来“革命同志”又陪他专门到天津就医，结论是钢砂卡在骨头里面，手术风险很大，建议不要取出来了。直到现在，他脚里还有一粒钢砂。

又过了几年，我的堂叔所在的煤矿招工。我堂叔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30多公里回来，告诉我爸爸这个消息。于是他们连夜又骑着那辆自行车，赶回到煤矿。从此，我父亲有工作了。

那时候，家里的房子实在太破了，外面下大雨，屋里也下大雨。于是他请一帮工友帮忙，用土办法，造了一座土墙、茅草屋顶的房子。造的过程中，其中一堵墙，造好第二天就倒了。（说到这里他笑了。）倒了就重新来，总算造了一座草房出来。

在他33岁的时候，也是我2岁的时候，他为我们家造了一座瓦房，取代了原来的草房。这是他一直颇为骄傲的一件事。到目前为止，他还住在这幢房子里。

再后来，由于煤矿离家比较远，他离开煤矿，想找另一份工作，但是开始了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新的工作并不顺心，他又开始做个体户，曾经买过一个货车，拉煤之类的，也曾经承包过村子里的鱼塘。他很能吃苦，但是并不太善于经商。因此并没有赚到什么钱。而我和姐姐渐渐长大，上学之类的开销越来越大，他只得与生活极力的周旋。

更糟糕的是，我姐姐在上初中的时候，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我不知道这个病在今天算不算大病，但是在当时，这个病是极其危险的。我姐姐的一个病友，“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就死在了转院的路上。这件事带给我父亲极大的震撼，他四处求医问药，在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听说有一个中医很不错，于是他每个礼拜就去一次，买一些中药回来，然后每个月又带姐姐去医院化验一次。就这样坚持了3、4年。有时候遇到下雨天、下雪天，自行车骑不成，就把车子寄在别人家里，走路去。终于，姐姐的病治好了。我至今还记得有几年家里永远都是中药的味道。

（说到这里我还想起我自己在小学4年级的时候得了腮腺炎，一个赤脚医生说用仙人掌捣成糊像膏药一样贴在脸上可以治病。从医生那里回家的路上，父亲看到有户村民墙头上有一些仙人掌，他就去人家家里跟人家说好话，讨了一些回来，用报纸包着带回家。到家以后他两只手被刺破了很多地方，并且有些绒毛型的刺嵌在肉里，还要母亲用针挑出来。）

今天很累了，先写到这里吧，明天再接着写。